是一条长河，浪花千叠，拍击云天，闯过多少峡谷险滩，百折不饶地奔向汪洋大海！
人生是一本大书，篇篇页页既谱写着天高云淡、羊群涌动的田园牧歌，也承载着血泪斑斑的悲伤哀愁。我深味人生命途多舛而又丰富灿烂，即使病魔缠身，依然有老伴搀扶前行，笑看人生，柳暗花明。
忆往昔，酸甜苦辣麻，五味备尝。我既是一岁多死去父亲的孤儿，又是在祖父历尽艰辛营造的书香之家的子孙。中学时期四姨养育我到大学毕业，17岁的我虚心向学，苦读。教授们学贯中西，传道授业，驱使我精进不息，潜游书海。
我难以抵制生理和心理的强烈冲动，曾不只一次地试图寻找伴侣，很快察觉这于一个穷学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在拥有文凭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才有可能在坚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上营造爱情这上层建筑。即便踏上工作岗位，我仍然幼稚而又迂腐，以为必须是大学文凭的女性才算门当户对，花容月貌方可赏心悦目，快慰平生。挚友李光荣指点迷津，爱情贵在一个“情”字，为人真诚，以心换心。他亲手为我挑选了一名淑女，一张秋月般明净的脸蛋，乌黑的秀发系一只淡紫色的蝴蝶结，两只又圆又黑的眼珠子湖水般澄澈，含情脉脉地眺望着白云蓝天，令我心飞神驰，仿佛升入桂花飘香的月宫。
我们双双调进任市镇工作的青春岁月，她在小学教音乐课，我在中学教课文，每天黄昏，便是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的最佳时辰，似乎同唱一曲田园牧歌。两年后完婚，婚后一年生子一苇，取名源于诗经：“谁谓河广，一苇航之。”婚后，我又乐陶陶地做起酝酿多年的文学梦。不舍昼夜地研读黑格尔美学和别林斯基选集，撰写五千字的关于梁上泉歌剧《红云崖》的评论，被四川日报看好，顿觉四面都是通途，前景一派光明。突然，一场“文革”风暴无情地粉碎了我的酣梦。我生恐打入“周杨文艺黑线”，在大字报围攻下，我只能听天由命，任其摆布。
1978年，我迎着春光，调入县城开江中学。我的文学梦伴随着海浪般奔腾澎湃的文学大潮，跃跃欲试，一显身手。趁1983年夏送走高中毕业班，我斗胆跑进县委大楼，面见县委书记李长柱，请求调我搞专业文学创作。李书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在何恩荣副书记的坚持帮扶下，终于梦想成真。
回顾四十年的漫漫人生路，我有幸成为县里第一名正式的文学创作员。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灯火，家乡的爱好者一呼百应，中小学校园文学社雨后春笋般拔地生长。我亦在蓬勃兴起的文学浪潮中，日夜笔耕，并由通俗文学向严肃文学迅速转型，接连出版《激情山水》《乡恋画屏》《芳草天涯》《多欲年华》等多部长篇作品。
进入新世纪，为让更多的家乡作家走出县、市、省，漫步全国各地文学重镇，我几乎年年都要以县作协的名义组织一批批中青年作家及文学爱好者，远去北京参加各种形式的文学盛会，广结文缘，开阔视野。
但好景不长。我在2005年9月中旬赴人民大会堂领回长篇报告文学《巴渠战洪图》大奖归来，突发胆结石，住院治疗中又引发脑梗塞重症，生命从高峰坠入低谷。妻子迅即叫来兄弟弟媳、妹妹妹夫日夜侍候，我备感的温暖。出院后，妻子早已玉容憔悴，可她那颗在危难中淬炼的爱心比玉石还要坚贞温润。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2008年初秋，我从家乡与妻子一道来乐山不久，从北京来了以唐玲带队的中央电视台四名记者，专访我撰写的长篇传记《吴宓的世界》，着重交谈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悲剧，在12月31日央视一台播出。我的创作激情再度猛烈爆喷，不到半年创作出更为厚重的《吴宓后半生》。我逐渐领悟，必须打破拘守小家庭的局限，广结文友，互促共进。
如今八十岁高龄，我仍然与日渐瘦弱的妻子牵手游走于花香鸟语的庭院之中，时时有文友互致问候，几乎周周有文章发表，与省内外文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难道不是晚年人生诗意盎然的人际温暖、欢乐的春天么？